中国债券违约的风险有多大
现券与融资交易规模陡增、收益率显著下降以及信用利差急剧收窄，三者同时出现，再配以大量新增资金的涌入，可作为判断债市是否出现泡沫的标准。下面由小编为你分享中国债券违约的风险有多大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债券违约的风险究竟有多大?
当今，中美货币条件均处宽松状态。虽然美联储于底启动了加息进程，但从目前进展看，加息的次数可能远逊预期。反观中国，一年多来，6次降息，多次降准，加上公开市场操作等其他工具的运用，导致货币、信贷大幅扩张。宽松的货币条件，使货币市场利率处于低位，债券收益率下降，而信用利差大幅收窄。这种低利率环境，有利于企业融资，而投资者为了搏取高收益，竞相认购低等级债券，并加大资金杠杆，从而使得信用利差进一步下降。在货币政策预期发生变化、债券发行压力加大以及信用风险蔓延时，极易造成市场波动，而这种波动，反过来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
债券风险溢价大幅收窄
近来，关于债市泡沫的议论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中国债市的杠杆率并不高，所以对泡沫的过分担心是杞人忧天。反对者则坚称，有些地产债的发行利率甚至与政策性金融债相当，是过度炒作，而个别机构的投资杠杆已达数十倍，若再不控制，可能崩盘。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全球债市也是前有4月下旬的欧、美、日债券狂跌，后有12月中旬发生的美国高收益债券的集中抛售。在此背景下，如何评估当前的中国债市，显然具有特别的含义。
先看杠杆率。当前整个债券市场的杠杆水平并不高，初1.081倍，现为1.1倍。分别看，交易所杠杆率1.37倍，虽较银行间市场的1.09倍超出许多，但也只是近年的平均水平。所以，整个市场的杠杆率，并不值得担心。
这是容易令人迷惑的地方。杠杆率指标有时会漏掉关键信息。因债券托管规模远高于融资余额，且二者通常变动巨大，所以需单独分析。
数据显示，银行间债券回购余额3.6万亿，较一年前增2.04万亿，幅度127.6%。这并未显著改变银行间整体杠杆率水平：银行间债券托管量的基数32.5万亿，而回购融资余额基数仅1.6万亿，前者是后者的20倍，因此，虽后者增速远高于前者的28.8%，影响仍有限。而在其背后，杠杆融资快速增长的信息被部分屏蔽了。
融资余额是观测杠杆融资的存量指标，融资交易量则显示流量。历史上，银行间市场回购融资量的增速较为平稳，至均在20%左右;但打破常规，回购交易较突增42%，结果出现了钱荒!当年进行调整，增幅仅在个位数;再次增长42%，交易量由158万亿增至224万亿;回购交易量突破450万亿，增速达历史性的100%以上。交易所增速更快，以来大都超过50%，个别年份甚至在200%。银行间日均回购交易由1万亿增至2.5万亿，而隔夜回购占比远超90%，显示市场对资金宽松的持续性信心十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现券交易的流动性也显著提升。，银行间市场全部债券的换手率207%，较上年增70%;交易所国债的换手率由的16.8%增至36.4%，增幅117%。银行间现券交易量80多万亿，远超历史最高的73.8万亿，是的两倍以上。
更重要的是，债券收益率也显著下行。国债收益率曲线平坦下行70个基点。企业债收益率下降更多。债券收益率已处历史低位，信用利差也收窄至以来的最低区间，而这是在债券净供给创下历史最高之际创下的。
债市火热吸引大量资金，包括银行理财、债券信托、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等，也有结构化产品。
现券与融资交易规模陡增、收益率显著下降以及信用利差急剧收窄，三者同时出现，再配以大量新增资金的涌入，可作为判断债市是否出现泡沫的标准。以此观之，中国债市已显现泡沫的某些迹象。若货币政策宽松不及预期、债券发行供给压力持续加大以及信用风险蔓延，则有可能导致投资者集中抛售。最近市场出现调整，收益率出现明显上行，信用利差有所加大并出现分化，正是对此所进行的一次必要的修正。
债券违约风险有多大?
中国的债务问题近来也受到特别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份推出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以不同寻常的篇幅，专门分析了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和银行业不良贷款。之后，5月7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谈到了债务泡沫破灭的问题。以上种种，恰逢4月份以来国内债券市场调整和违约事件频发，以致对债券违约风险的关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么，中国债券违约的风险究竟有多大?
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的债券余额为54.3万亿。其中，政府债券和央行票据18.2万亿，占比33.4%，同业存单和金融债券19.2万亿，占比35.3%，可转债和可交换债券合计661亿。除去以上几个部分，余下的即为全部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券(以下统称企业债券)，总量16.9万亿，占比31.1%，涉及发债企业4200余家，债券笔数1.54万笔。分析债券违约风险，这是全样本。
在这些企业债券中，主体评级为AAA和AA+的高等级债券10.88万亿，占比64.4%，AA的中等级债券4.2万亿，占比24.9%，AA-及以下低等级债券5636亿，占比3.34%，无评级的债券1.23万亿，占比7.31%。
面对这么大规模的债券，如何评估其违约风险?鉴于历史违约率数据的缺乏，我们建立了一个反映企业经营状态和偿债压力的指标体系，包括资产负债率、短期负债/总负债、净资产收益率(ROE)、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负债和盈亏数据，对此进行分析。具体指标值设定为弱于全部样本均值;其中，资产负债率>60%，负债/总负债>70%，ROE<5%，EBITDA/负债<0.3，最近三年营业利润有续亏或首亏。如果一个行业的全部上述五项指标同时弱于均值，则视为风险较高。这一指标体系虽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仍可作为一种参照。
鉴于债券发行体的财务数据披露的时滞和不完整性，比如4200余家企业，仅1929家披露了财报，而全部2511家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财报刚刚全部披露完毕，所以，我们试图通过分析上市公司的数据，先找出符合上述标准的行业，随后，再针对这些行业，评估债券的违约风险。
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分析显示，同时达到上述标准的行业共有8个，包括煤炭、钢铁、工业金属、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化学纤维、船舶制造及机床和重型机械。从基本面来看，多属周期性行业，产能过剩较严重，短期内不易出现根本性改善。
这八大行业有主体评级的债券共1.67万亿。其中，煤炭、钢铁、机床、重型机械和化学制品几个行业合计1.47万亿，占比88.2%，是主要部分;国有企业债券共1.45万亿，占86.8%;中低评级债券(即AA及AA以下)是风险最高的部分，规模3084亿，占比18.5%。
换个角度看，以上八个行业的债券占所有企业债券的比重为9.81%，而这八大行业中风险较高的AA及以下中低评级债券占所有企业债券的比重则为1.82%，风险更高的AA-及以下低评级债券占比0.34%。很难说在这些高风险的债券中，有多少可能出现实质性违约，但可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当然，这里没有分析全市场1.23万亿无评级的债券，也没有考虑高评级的债券。在无评级的债券中，也有违约的风险，而最近，高等级的债券也曾有出现风险警报的案例。
以来，全市场出现债券违约的企业20余家，占比0.48%，每210个发行人中，有一家违约。当然，违约的规模在全部16.9万亿债券中占比并不大。
有评论认为，最近宏观经济数据好转，但违约不断，是反常现象。这个认识并不全面。要看到，当前企业的经营状态并不理想，非金融上市公司ROE仅4.8%，大幅低于的6.3%和的8.1%，存货和应收帐款周转率下降，很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堪忧。IMF的报告也佐证了这一判断，其对中国2871家非金融企业的分析显示，在2.77万亿美元的债务中，利息覆盖率低于1的在险债务占比14%，健康状况在恶化。
当今中国债券违约仍相对可控，当然对潜在风险也不宜低估。要在坚持打破刚性兑付的同时，引导风险的有序释放，并严格防止各种逃废债行为的发生。
打破刚性兑付
很多人都误以为在3月份超日债未足额支付利息之前，中国债券市场没发生过实质性违约;其实不然。回顾历史，上世纪90年代曾有大量企业债券违约未能如期兑付，其中甚至包括相当数量的重点建设债券;广东罗定铁路债券延期兑付，引起震动;其后几乎同时，也有某大型发行体因支付危机，最终不得不诉诸央行再贷款予以解决。
债券市场真正的好年景是在之后：十几年里，没有发行体实质性违约。那些胆子够大、较为勇敢的投资者，都稳稳地拿到了信用利差，享受到了高风险溢价的好处。即便偶尔出现信用事件，也都有惊无险，最终顺利化解，比如的福禧，的江铜、魏桥、航天晨光[-0.78% 资金 研报]和力诺，的滇公路，以及的新中基和赛维等。
但超日债之后，情况发生变化。投资人由此变得谨慎。监管部门也如临大敌，紧张评估市场潜在风险，并探讨化解之策。
要客观看待债券违约。违约率合理稳定，其实是债券市场成熟的标志。美国1981年以来平均违约率为1.69%，危机期间达到最高的5.71%，1981年则为最低的0.15%。欧洲自1991年以来债券市场平均违约率为0.57%，最高为2.06%，只有个别年份违约率为零。从全球范围看，1981年以来债券违约率平均1.46%。
所以，若债市长期没有违约，其实极不正常;只有极不发达或由政府信用主导，才会如此。但中国不同：一是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信用债市场，规模大增速也快;二是供给结构多元化，目前信用等级从最高的AAA到最低的CCC都有，AA+及以下的占比已达40%左右;发行体除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外，19%的发行人是城投企业和民营企业。这表明中国债券市场正走向成熟，一定水平的违约率也将相伴而生。
违约率合理稳定，有利于优胜劣汰，市场出清，是成熟的标志。不必谈违约而色变。要通过打破刚性兑付，引导风险有序释放。同时也要认识到，打破刚性兑付，还具有多方面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淘汰落后，削减过剩产能，并通过兼并重组提高效率，发挥规模效应。打破刚性兑付正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
第二，能够防范道德风险。在存在刚性兑付的情况下，债务人往往忽视还债压力，不惜以高成本融资，预算约束软化，即便回报无法覆盖成本，也极力扩规模、铺摊子，导致盈利能力和效率低下。这也会导致治理结构问题。中国的负债率近几年极度膨胀，存在道德风险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可帮助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如果有刚性兑付，投资者挑选收益率高的债券买就是了，一般会疏于风险评判和风险定价，对融资行为起不到有效的制约，也培养不起承担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第四，让价格信号切实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刚性兑付扭曲价格与风险信号，难以建立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与市场化取向背道而驰。只有收益率曲线合理有效，利差充分反映信用差异，价格信号才能成为有力的工具和参照。
打破刚性兑付，不会诱发系统性风险，反能有效降低风险。刚性兑付则会进一步累积风险。有人将超日债违约视为中国的“雷曼事件”，实为危言耸听。打破刚性兑付也并非刻意为之，只意味着要遵循按市场化的原则，并使违约有序进行。
市场已经为违约做好了准备。，债券市场就完成了一轮风险重新定价的过程;目前新一轮的风险定价正平稳进行。
不必过分担心债券违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与20年前相比，个人投资者承担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均显著增强。股票、基金投资者从最初亏损时的情绪激动到如今的平静，说明这种转变可顺利完成。
要加强宣传引导，完善立法，并建立债权人保护机制，提高抵押物处置的可操作性，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强化评级公司等中介机构的作用，重视信息披露和监管协调。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推动CRM等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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