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国经济论文参考
伴随我国国内经济增长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在国际环境中已占有了一席之地。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有关于中国经济论文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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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引言
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曾达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上升阶段，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人们视其为常态。而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结束了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达到一种新的阶段。经济复苏比较微弱，地缘政治比较复杂，国际经济增长的轨道曲线有所下行，而金融市场的动荡在加剧，全球经济出现诸多的新挑战，也有一些新的机遇，相应的贸易和投资，也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这种新的局面，我们称为“新常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也毫不例外地进入了“新常态”。
在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新常态的各个方面，即“三期叠加”，也就是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的“新常态”可以分为经济增速、结构调整和政策消化三个方面。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表现为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换挡。工业化前期92年以后经济增长保持高速并且于一度逼近15%的增长率，在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化中期至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是10.4%，属于高速增长。这段时期内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大，在经济危机冲击的时候可能只有7%，在高的时候达到14%。而工业化后期至这3年经济增速总体来看是中高速的。和的增速都是7.7%，为7.4%。近三年波动幅度很小，也就是说近期我国经济增速是中高速且有小幅波动。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诸多因素以某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经济放缓是结构变化导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我国结构变化：一是产业结构变化，二是生产要素结构变化。
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变化不能同步。Barro在经济增长的典型文献中研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比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在稳态条件下，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比例为常数，无论哪种类型的资本相对更加丰富，该比例都会偏离稳态值。也就是说最终产出是由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决定，这里所说的两种资本并不仅仅是指资本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更加确切地说，是指两种资本之间需要匹配，最大限度地大会两种资本能效，将经济效率的损失降到最低。
目前我国实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这里所说的投资拉动主要是指对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拉动，政策的倾斜导致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迅速;同时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使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贸易地区，低廉劳动力的好处使得人们并不那么注重人力资本投资，虽然我国人力资本村存量有所增加，但是仍然很难和物质资本存量相匹配。物质资本相对人力资本过多，物质资本的回报率逐渐减小，投资必然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对于我国产业结构来说，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增加，[原因在哪里，用生产要素结构和发展战略来解释。]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向第三产业转移。过去三十年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大量人力物力资本从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畜牧业等产业转移到制造业，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增加。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第一产业的生产率较低，而第二产业生产率较高，工业化也就意味着人力物力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大量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中，这种转移也就意味着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经济增长率也就处于较高的水平。近年来，第二产业已经趋于饱和，资本转向第三产业转移，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增加，而在这一次转移中，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基于这样的差异，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生产率高的制造业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时，总体生产率就会下降，经济增长率也就难以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
为稳定增长，政府逐步出台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主要涉及投资、外贸、金融和财税四个方面，经济确实在这些政策激励下逐步稳定。但是通过稳增长的措施认为拔高最终需求的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中国经济需要依靠自身内生动力来获得可持续增长。在经济逐步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宏观政策框架也要适应这种经济转型的新常态要求，重点在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以驱动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时期，考察我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匹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纠正要素匹配的扭曲，合理有效地完善资本结构，探究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基本认识是：(1)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的结构性加速自身，蕴含了经济减速的必然性，主要体现为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平衡的加剧。(2)问题的根源在于现阶段制度结构下两种资本配置的扭曲。因此，传统的赶超模式必须得到改革，让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模型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对扭曲进行市场化改革，通过减速治理加快对多余物质资本的清理，同时通过改革“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保护知识产权等，加快人力资本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环境，实现以存量调整推动经济从高速转向高效的目标。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使用的变量和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第三部分简要说明计量模型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测算
本文样本时期为-，由于一些省份的数据有缺失，所以将重庆并入四川计算，各主要变量具体测算方法及数据处理如下：
(1)Y的取值：本文对Y的取值直接采用各年度个省份GDP，数据来源为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2)K的取值：对于物质资本存量的度量，目前国内学者一般采用的方法有永续盘存法和资本租赁价格法。参考国内学者的相关测量，本文采用更加普遍使用的永续盘存法来估计物质资本存量，其基本公式为Kt=Kt-1(1-δ)+It。Kt和Kt-1分别表示t年和t-1年物质资本存量，δ为资本折旧率，It为第t年净投资量。对此需要注意三个变量的选取：基年的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率以及净投资量。估计物质资本存量的基年选取一般为1952年和1978年，张军()指出，如果选取基年的年份更早，那么几年资本存量估计得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响就更小，故本文选取1952年为基年，数据来源为张军();资本折旧率取为4%;It采用每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并根据相应的价格指数折算为基年的固定资本投资指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3)H的取值：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测算时，其方法可分为成本法、收入法、教育存量法、多指标综合法四类。出于计算的便捷性和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采用基于教育存量的测算方法。依据彭国华()，先计算平均教育年限，在通过分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估算出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为各省区全社会从业人员，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部分，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直接用“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我们把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并将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定为1.5、6、3、3、3.5，计算出各个省区平均受教育年数。引用文章中教育回报率估计，将教育年数在0-6年之间的系数确定为0.18，6-12年的系数为0.134，12年以上的为0.151。如果受教育年数平均为13.5，则人均人力资本的计算方法就为Lnh=0.18*6+0.134*6+0.151*1.5。最后我们就可以利用以上数据计算出人力资本H=exp(Lnh)*L。虽然这种方法只关注到教育、测度范围较窄，但是由于易于操作，而且变量也可以准确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也不失为好的选择。
下图显示了到这段时期，东西部地区以及全国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结果及其对比。就物质资本而言，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还是占全国物质资本存量的大多数，增速也较为一致，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虽然也是一直有所增长，但是增速明显小于东部地区，东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差距越来越大;而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走势和物质资本存量的走势比较相似，东部地区的增速也明显大于西部地区。
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之比，见下图：
由图可知，相对而言东部地区物质资本明显偏高，存量之比一直都在上升。
三、计量模型及结果分析
建立多元模型检验我国物质资本和 人力资本之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方程：
lny =β1lnk+β2lnh+β3k/h +ξ
y表示总产出，采用各年实际GDP值;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表示人力资本存量，k/h表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比。文章选取-作为研究区间，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将重庆并入四川计算。
实证结果如下：
由此可知，使用面板模型时，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仍然有较高的影响，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速的影响远远低于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减速是必然的。IMF、世界银行以及海外投行等国际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也都倾向于认为我国正在经历一种趋势性的减速，而且这种减速是任何一个后发赶超经济体都无法避免的自然减速。同时，由于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区域差异，那些率先进入赶超模式的东部地区应该已经早已经进入了这种新常态趋势性减速，而相对进入赶超模式较晚的西部地区可能这种趋势性减速就并没有那么明显。
为了避免经济减速过快，我们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避免物质资本增长过快，避免重量不重质;另一个方面是提升人力资本，正确引导人力资本的流动。
当今若要对物质资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调整，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入手，也就是减少无效投资和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如果经济中存在一定的无效投资，同时在经济核算中并没有详细区分有效投资和无效投资，将使得资本存量值K虚高。由于无效投资并不能形成生产能力，产出的增长率将会低于资本的增长率，经济增长迅速。但是这种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随着物质资本的增加，资本边际产出讲不断下降，最终经济增长将无法长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工业化时期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导致无效投资和过度投资“透支”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另一核心资源。就现状而言，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并没有优势。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尤为重要。政府在构建劳动力市场方面起主导作用，原来限制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法律、户籍制度等都需要调整以获得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充裕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和产业结构转变时企业的新需求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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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东亚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一、东亚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以来，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逐步向发达国家迈进，后来人们总结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并将这种发展模式总结为东亚模式。首先，东亚模式中“东亚”的概念范围并非固定不变的，70年代以前它主要指的是日本，80年代以后，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亚洲四小龙”加入其中，90年代以来又吸引了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诸国。
在东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日本起了领头军的作用，其通过数次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革新了国内的经济结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日本一方面制定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并通过财政政策加以辅助，同时有效地利用来自欧美的资金和技术，逐步实现工业化，开始了高速增长。随后，亚洲“四小龙”各国利用世界经济环境发展的良好契机，同时对日本模式加以研究，及时的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经济发展模式从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过渡，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替代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东盟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边也开始向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这种从日本到“四小龙”再到东盟及其他国家的整条产业梯度转移路线被理论界称之为“雁行模式”。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雁型模式的格局逐渐被打破。首先，日本作为领头雁，其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断弱化。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不能及时的应对世界信息技术变革。而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其他各济体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升级，这也就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雁行模式”中起主导作用的垂直分工体系。东亚地区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国家逐步与日本形成了新的水平式的分工体系。以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和韩国的移动技术举例来说，这些技术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直接与日本的产业形成激烈的竞争。而作为东亚打过的中国，其在90年代之后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更加促进了“雁型模式”的瓦解。日本以及四小龙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中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日本更是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迅速在亚洲崛起。
二、东亚模式的特点
首先，“东亚模式”是一种“强政府”模式。政府在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及四小龙通过借助政府力量，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影响要素的投入与配置，达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目的。这种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经济体的发展更加具有导向性。
其次，“东亚模式”是以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为特色。二战后，东亚各国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积极扶持出口工业，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借助于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同时利用劳动力丰富和价格低廉的相对优势，以外贸带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积极引进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逐步升级产业结构，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告诉增长。
最后，“东亚模式”是一种高投资率，高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的经济发展模式。众所周知，储蓄率和投资率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他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高储蓄和投资率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往往大于那些保持较低储蓄投资率的国家。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为经济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是实现高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手段。
三、东亚模式中政府的职能
东亚模式的成功关键的一条，是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文根据具体国家的不同，分别讨论政府在其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1.政府主导型模式。比较典型的代表是韩国政府。它具有如下特点：政府对经济进行指导、规划、管理、调控。相比于日本政府，韩国政府的经济调控更加广泛、强值、直接。通过指示性计划控制经济参数，韩国实行集中的宏观经济决策，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直接引导和控制，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
2.政府指导型模式。以日本为代表，在日本政府对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同时，企业也愿意接受政府的指导。政府和民间企业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政府通过和企业协商的办法来制定和执行相关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日本，政府和企业保持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适可而止，不对市场机制产生过度干扰。
3.“亲市场”型模式。新加坡政府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国家干预看做一种补充。新加坡实行自由企业制度，在企业需要政府时候，政府给予支持和干预。比较典型的是，政府通过工资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工资由政府决定而非市场，说明新加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充分的，是典型的东亚经济模式。
四、东亚模式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把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关键的一个环节。东亚模式告诉我们，政府的适当干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关键在于政府以什么方式干预，干预的力度是多少，干预的领域包括哪些等等诸多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政府的定位一直处在宏观指导的阶段，在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调宏观调控和微观自主相结合，这是由于市场具有盲目性和自发性等缺点，如果没有政府作为合理的市场导向，市场竞争将会出现无序和混乱的局面。
可以看到，无论是前些年倡导的刺激需求政策，还是最近火热的供给侧改革，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基础，发挥指引性的作用。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一环。